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山水画资讯
简述石鲁的创造性思路发布时间:2020/3/15 16:44:41 点击率:2654次
石鲁在去世前曾说:“我每一分钟都在搏斗……”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他的创作历程和每一个时期创作风格的演变,就会对此话深信不疑。石鲁作品在十几年的时间跨度里,有着巨大的飞跃和神奇的变化,在前辈、同辈和晚辈画家中,都十分罕见。
“长安画派的精神实质就是不断探索”(石鲁语),而不断探索的过程在石鲁心里就变成了生命中每一分钟的搏斗。这可能就是真正的天才人物对自己精神追求的本能要求吧。石鲁曾提出“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主张。从他撰写的学画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石鲁一定很清楚,伸向传统的这只手,最关键最主要的并不是要单纯地学习传统技法,而是一方面要研究吸收包括传统在内的所有能够表现独特感受的各种技巧技法,另一方面,就是要从传统中不断发现、综合、变化、锤炼出能够表现各种情境所需要的笔墨语言、形式规律、程序法则等等。石鲁的诗人情怀,决定了他总能从生活中不断有所发现;但如何使这些发现变为感人的艺术,最致命之处恰恰是表现语言的创造。我想,石鲁一开始就没打算进入“温柔敦厚”的,或“北宗”或“南宗”的所谓传统体系里来,而是通过对古典诗词中“比兴”原则的理解,十分灵活巧妙地改造、综合、变化和运用各种传统技法,比如以色为墨的没骨花卉法、大斧劈皴与浓烈色彩相并置的色墨对比混用法、木刻刀法感觉的笔法与渲染效果的结合法等等,都极富想象地转化运用到他的山水和人物画的创作里。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对书法中笔法价值的深刻理解和挖掘强化,他晚年的绘画特别鲜明地突出了强烈的棱角、锯齿的笔法,和夸张、顿挫的表现意识。
一贯具有浪漫主义英雄气质的石鲁,从创作题材主要是歌功颂德、志得意满的60年代,进入了精神和肉体都遭遇到文化专制的极大摧残和残酷迫害的70年代,骨子里不屈不挠的意志必然要与之对抗,精神上傲然独立的自尊也必然要与之撞击。施虐与受虐双方皆超常发挥其能量,以至于极限,在这样的强对抗之下,他的艺术就进入了完全个人内心化的表现倾向中。其改画50年代埃及印度写生的一批作品,一方面是精神病魔使其产生的幻觉使然,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其如铁钉锉刀般极为刻露的笔法,和他自己独特的程序法则、紧张颤栗的节奏密度等一系列奇异笔墨形式的突然爆发与顿悟成形。石鲁作品中以前从未有过的极其瑰丽奇绝的精神光芒,极端险峻奇伟的超拔意象(将英雄主义的战斗性和传统文人的风骨结合的独特意象),极为刺目的如铁钉如锉刀的笔法,如筋骨如血肉的墨象横空出世!人生的大灾难大悲剧,激发了精神状态、笔墨语言的再一次剧变。这次剧变,达到了石鲁一生艺术的高峰,为中国画坛贡献出一种奇异绝俗、金刚怒目、挤压逼仄的狰狞美(主要联想到青铜器给我的视觉感受)。批评界普遍接受石鲁的中期作品,而70年代以来的晚年作品存有歧见。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是,中期之作虽有很多探索试验成分,但总体上仍属于形神兼备、语言大胆、情景交融、境界和谐的类型。而他的晚年作品已完全超越中期的创作意识,进入到以神写形、笔法奇险、意象狂野、气息霸悍的状态,作品的整体特征便是彻底冲破和谐——中国画精神境界恒久终极的价值标准——而进入绝对不和谐的视域。此种状态既是石鲁把传统国画带入现代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又是多数批评家和画家不能接受他的症结所在。
石鲁曾说,“画国画的要越画越像国画”,尤其在去世前不久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画的基础简单来说就是书画同源。写不好字,就谈不到中国画。国画必须以书法、以中国画特有的笔法来表现,来作为它的依据。如果不讲用笔,那就是其他画了。”石鲁对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笔法精髓的重新发现,使其晚年进入到直抒胸臆之境。直抒胸臆即直书胸臆,抒愤写意即书愤写意,彻底以书法为笔法,笔笔墨痕即笔笔书法,甚至融入木刻、篆刻刀法的尖利、刻露、雕琢、顿挫等意识方法,极大地强化笔法的表现力。虽明显出现鼓弩、突兀、霸悍的雕琢痕迹,甚至丑怪,支离,“百病横生”,但也在所不惜,这或者是石鲁有意为之的吧,如徐渭语“写我真性情,自有道心在”。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现强大的反抗力,宣泄长久被扭曲被压抑的情感,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英雄气概文人风骨,不如此就不足以在精神上压倒战胜敌手!不得不如此!必须如此(石鲁这样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这可能恰恰就是晚年石鲁最激烈而又最清醒的主要的精神倾向和真实心态吧!冷静地看,石鲁强烈的艺术表现语言具有唯一性,是他独特的创造。其风格效果虽不足以为后人效法,但是,它所产生的思想背景、感情动机、精神状态、意念基础,确实应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原则。对比当今中国画坛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应当引起大多数人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