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克雷格·布尔内，Blain Southern画廊展览部总监

　　体制只有从外部来看，或者其瓦解的时候，才会显现其特质。今天是个封建主义的井喷时代：就像一个缺少国王或王后的巨大的、全球化的法庭。花式对抗、丑闻、流言，美好的关系，非凡的才华、腐败与仁爱、愚笨与智慧，都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我们强调每种情况和经验的特殊性，却缄口不谈“体制”是否脱离普遍性而运作。画廊的体制如同丘吉尔对民主的描述一样：对表现艺术来讲画廊不是一个好东西，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形式。

　　最近伦敦一所艺术学校的负责人（非正式地）问我可否跟毕业班的学生谈谈如何找到一家画廊。尽管一些策展人或画商会抓住这个机会，我还是持了反对意见——没有什么秘密的准则帮助一位艺术家在他自己的道路上迅速腾飞。这是一个持续出现的问题，处于事业中期的艺术家同样会遇到。然而如果没有了体制，进入体制的方法也不复存在。

　　变优秀吧。除了变得更优秀，没有其他办法渗入无处不在却并不显露的体制。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肤浅而不诚恳，请记住绝大多数艺术学校出来的人并没有成为艺术家（事实上，多数变成了画商）。画廊体制该如何造福艺术家？举办个展，是对一位艺术家来说最有意义的事之一，通过熙熙攘攘的交流活动与独特的意义和博物馆展示抗衡。画展就像一部小说：数年（或数月）的工作，一股思潮，一张艺术家特定生活时期的快照。而博物馆的回顾展是任何艺术家在走向其事业顶峰的必经停留。

　　很多艺术家做不到这个程度，但做到了的那些人很可能是那时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画廊。（这种关系常常被颠倒：好的艺术家成就好的画廊。）每段成功的关系都像托尔斯泰的“家庭”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通过职业、咨询、销售、博物馆收购、友谊、忠诚、鼓励和耐心支撑起来。然而画廊有极小的可能性与艺术家相互扶持。那么体制如何会崩塌？现在的画廊太多了，而这对艺术家并没什么帮助。大空间也太多了。画商对待艺术家的工作室就像露天开矿，恣意采掘。不同画廊间争论不休，宁可导致与艺术家产生分裂也不愿合作。很多出色的艺术家因此跌入低谷。他们也许太害羞，工作方面商业性不强或不需很大的关注度。像许多吱吱作响的轮子在滴油。

　　几年前，当我还在研究菲利普·加斯顿的作品时，我去看了一场展览，并且和从1970年代初就是加斯顿的经纪人的大卫·麦基交流。我们讨论了 1970年10月加斯顿在纽约传奇的马尔伯勒画廊展，在那里艺术家第一次展示了他的后期具象主义风格，当时麦基就在这家画廊里工作，之后他开了自己的画廊。我问他如何在展览中进行销售，麦基说什么也不卖。他补充，已经有5年不卖了，直到一家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幅画作。我很惊讶。他说：“这不是销售的问题，这就是关注和尊重。”

　　我爱这句话，常常重复说：重视和尊重。麦基最近关停了他的画廊，开始着手改变艺术世界，专注“时尚、品牌和经济学”。他用几句话表达了一种理想的关系：如果一个画廊可以重视和尊重自己培养的艺术家，并且一路走来可以让所有人摆脱困境，画廊体制将能够在洪流中保持先锋。

　　反方：休·莱米，艺术家和作家，现居于伦敦

　　在非商业画廊里，即艺术家经营的画廊替代空间中，有这样一种“造假直到你成功”的态度。正如有一种压力，要找到一种国际通用语能使多样的文化和作品让全世界的观众读懂，而最终这个压力催生出一种统一的新语言“国际艺术英语”——即阿利克斯·鲁尔和大卫·莱文在他们的论文里提到过的名称，同样的，为了获得商业画廊体制的认可所产生的压力正在催生出另一个体制，即由艺术家经营和注资的画廊，试图与艺术市场单调乏味的主导文化视觉构架一决高下。

　　来看看这些空间位于哪里；通常是在工人阶级的街区，这里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这里，通过城市的缝隙，你会发现当生活拥挤不堪时，人们所创造的一种日常文化；肮脏、明亮、愚蠢、怪异：真是有趣。与在同一街道的专门艺术空间对比一下吧。如果你在寻找伦敦贫困区中最单调最无聊的视觉空间，我建议你去挑一个此类项目的空间参观一下。

　　尽管艺术家经营的空间是由一些刚刚从大胆的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所建，但这种模式似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模拟商业画廊体制的形式、模式和基础设施，你会获得较高的信誉，以使之成为一个值得信赖和尊重的空间。这种效果是难以置信的：白色的立方体，单色的徽标，新闻发布。为什么商业画廊体制让年轻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如此心向往之？又是什么使今天的艺术家经营空间如此相似，却如此没有吸引力？

　　当然，市场并没有为这些空间提供任何有直接回报的融资结构或财务支持。于是，这些空间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和寿命，直到那些成员筋疲力尽，被逐出，或者决定改革自己的组织模式，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经济——通常通过采用市场模式。这是商业市场复制自我的方式。

　　我认为，商业形式主导地位的形成是一种灾难性的自信心缺乏的结果，人们没有足够信心去相信，创造性实践除了在商品制造和证券市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外，另有它的意义。然而，可以想象在这个体制以外的工作方式。对于那些想要自给自足的空间而言可能性巨大，无论是通过募款活动、众筹，还是通过提供食宿或者艺术家工作室；他们可以建立和支持新社区（不一定是当地的）以及实验实践。

　　新模式的涌现需要艺术家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和自身的文化生态系统拥有新的信心；它还迫使对商业体制实际上能够愿意给予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进行彻底地重估。然而，因为年轻的艺术家们对于经济保障极度渴求并故意模仿那些反动的艺术圈老大，这些老大会忽视和利用他们，直到年轻艺术家有足够资格进入市场。

　　艺术家经营的空间应该尽量尝试创建一个基础框架，使艺术家尽管在一个更广阔、更强大的市场背景下也能够掌控自己作品的分销。然而，商业体制的文化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艺术创作者的想象力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能想象在这一体制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可能。

　　来源：《Apollo》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