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似乎都是异数，总令后世难以穷究，今天的学术界总是似是而非，未得要领。从社会发展史看，这是一个由秦汉的初期封建社会向唐宋中期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历史转折期，在这个灾难空前严重而惨烈的时代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其独特性是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发展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如这个时代那样关注人的生死问题，而且是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不分贵贱，似乎都被捲入了这场时代的思潮中。以高贵的豪门士族为核心的时代士人们掀起的所谓魏晋“风度”与“清谈”，和拜倒在佛像下的芸芸众生（不分贵贱），虔诚地为生死求福。在儒家这一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出现危机而趋于衰落的时代形势下，从而使以易老庄学为根干的“玄学”和外来的“佛学”大行其道而获得空前绝后的蓬勃发展，无论是玄学、佛学，文论、诗论、书论、画论，其理论水平之高，同样是空前绝后的，总令后世叹为观止。而这些奇迹，却是正走向衰亡的士族士人们创造的。所谓“士族”，乃是秦汉时代的新兴地主统治阶级，其中的许多豪门士族或世族，乃是大夫或士阶层中的文化精英，他们是由周代世袭发展而来。周代是奴隶制“礼制”社会，以夏商周国固有的血缘家族（氏族）为社会结构基础建立的等级分封制，形成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及奴隶为国家体制结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大夫建邑、士食田，诸侯为士陪臣，大夫为诸侯家臣，士为大夫家臣，形成国家统治网络。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士以上贵族能享受文化教育，因此，成了社会的文化人。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在新兴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由天子的倒台到诸侯的灭国、大夫的灭家，至秦汉建立封建大一统国家，新兴的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主要是士族和部分已没落的大夫。他们中的精英，凭借军、政、经与文化的优势，掌握了国家和社会不同层次的权势和地位，成了新时代的统治者阶层。他们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经营、发展，不少精英便成了地主阶级的豪门世族或士族。在周代，大夫可参与国事，而士“不知有国”，不可参预国事；而到秦汉时代，参预国事的主要是士族，有如先代的大夫，成了国家的文化精英阶层。他们往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为典范，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为家学传统；他们凭借军、经与文化之优势，掌握着国家各方面的权力，成了新兴封建社会的统治网络基础。至东汉后期，由于中央权力衰落，朝廷权力中心矛盾重重，自顾不暇，致使地方豪门世族坐大，俨然成了有如三代的诸侯王，各霸一方，从而造成汉末至魏晋南北时代近四百年的空前军阀大混战，有似春秋战国，终于将两汉四百年经营的中原文化重心破坏殆尽，在惨酷的战乱中，大部分豪门士族也便灰飞烟灭。至东晋时代，逃亡江南的残余士族已只剩下百余家，他们与江南原有的豪门士族结成新的联盟，建立了东晋王朝，从此偏安江南。以司马、王、谢、袁、萧为首的豪门士族，虽为两汉的世家大族，却已失去了原有的威势与光彩，败落的颓势迫使他们只能苟延求存了。社会的乱离，儒家统治地位的丧失，不幸的命运令他们丧失了对国家功业的追求，在玄佛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由对命运、生命不幸的恐惧转向对人生内在精神境界生命力的探求，是囿于对生死命运消极的搏斗与煎熬中的不安心灵转向内在的精神不灭的积极追求与奋斗。由是掀起所谓的“魏晋风度”与“清谈”的时代思想潮流，从而促发了人性的觉醒与高扬，营造出空前的新文运潮流。在王弼玄学与佛学之理性哲学的主导下，慕圣求道之风气推动了玄佛纯学术理论的大讨论。王弼玄学的以无为本、本末不二与佛学的“空有不二”中道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极大地开发了士人们的智慧；儒家的心性论与佛家的佛性论互为结合，以亚圣维摩诘为榜样，以菩萨行高尚心志为理想，使“风度”与“清谈”风潮，显出了崇高的思想精神境界。从而推动了以表现人性与人格高尚精神的纯文艺的大发展，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文论、诗论、书论与画论，文人田园诗、山水诗，文人书法、绘画的开创与勃兴，为文化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其玄学、佛学哲学理论水平之高，成了民族哲学发展史空前绝后的异数，而难以超越；同样，其文艺理论水平之高，亦是空前绝后的异数，成为后世一千多年的典则；而文艺创作，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同样成为后人的典范，而光照千古！

士族作为汉代新兴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至唐朝建国已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残余的没落士族文士们，只能凭借其文化成就优势，在新朝或通过科举、或通过军功、百工技艺等，挤身国家各级政府机构建功立业，或以农、工、商业谋生发迹，成了新朝的统治阶层。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文士们为时代创造了卓越的文化成就，对唐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文学艺术，而其“魏晋风度”与“清谈”的时代潮流有类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论争风潮，其参预者“诸子”，身份在先是大夫贵族，在后乃是两汉的士族文士，他们的高贵身份与文化优势，令后人尊敬，所以在唐宋时代，依习惯称其为“士人”或“士大夫”。如苏轼称文人画谓“士人画”，他所尊奉的士人画代表人物王维，其出身便是汉代士族，其家为河东名门望族，宰相世家。中华民族经过元朝奴隶制统治的残酷摧残和奴役，士人被列为第九等，社会地位还不如第八等的乞丐、娼妓，因此名声狼藉。至明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已平民化，士农工商等列了。只有部分通过科举发迹的文人，才能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其身份谓仕人，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文化人，一般称为文人，所以董其昌称“士人画”谓“文人之画”，这是时代的文化风气使然，流风一直影响到今天。

文人画，由于王维的努力，将诗画有机结合，提高了文人画的文化意蕴，并将发展趋势引向山水画艺术。经北宋苏轼的大力倡扬，进而将诗、书、画互为结合，讲究意气、常理，得于象外，强调人品、画品，引导文人画潮流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此成了民族绘画的主流，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最高代表。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理性思想精神的高扬，本体论哲学水平的高拔，尤其是玄佛哲学圆融思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极大的开发了士人们的智慧，慕圣求道成佛的风气，促使内在精神境界的净化与提高；人物品评强调人格、品性、风度与才性智慧，由是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如文艺品评，讲究诗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因此，文论、诗论、书论与画论，便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纯文艺的特质和风格。其推崇的以无为本、得意忘象、穷理尽性、澄怀观道，使悟道、达道成了文艺创作的主导思想，使文艺作品不仅强调以意境为灵魂（本），而且又能注意技巧、形式风格的重要性（末），讲究本末不二。高水平的文艺理论从此成了而后一千多年的经典，积极地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发展。

文人画随着文人诗歌、书法艺术的兴起，而应运产生，他由东进士人大画家顾恺之创立，以在瓦棺寺画维摩诘像轰动时代社会为标志，以高昂的恣态，宣告了文人画正式登上民族文化史的舞台，揭开了文人画发展史的序幕。维摩诘像作为文人画的典型代表，不仅影响了时代的文运潮流，而且对唐宋文人画的成熟并形成画坛主导性的潮流，直至元明清时代画风的发展变化，始终不减其影响力。究其原因，其一是作为佛教界亚圣的维摩诘已成为时代陶醉于“魏晋风度”与“清谈”潮流中的广大士族文人仰慕的典范。依《维摩诘所说经》，作为在古印度佛教界地位仅次于释迦牟尼的大佛学家“亚圣”维摩诘，乃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然而却是品德、道行高尚的大菩萨，是一位于世间出世间，无可无不可的居士，在社会上，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顾恺之所画的维摩诘像是与前来问病的文殊菩萨论辩的特殊形象，据史载是：“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示病”意在“菩萨行”精神；“忘言”，意在“空有不二”中道法门。这两方面正是时代“清谈”的主要课题。而“清羸”的病态和“隐几”、“忘言”，正是时代清谈名士的形貌与谈风；瘦骨清相、宽衣束带、不离药酒的病态美，正是名士们乐于追求的时代风度时髦风貌。“清谈”玄理，以无为本、空有不二、一切皆空、得意忘言，乃是论辩智慧与谈锋的表现。如清谈名士乐广以麈尾确几，以为得意。维摩诘本是佛，却以菩萨为常相，出世间却不离世间，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成佛），却扎根于污泥浊水中（众生世间），践行菩萨行，普度众生。菩萨不会生病，其所以“示病”，是因众生有病，故亦病；若众生不病，便亦病愈。这就是观世音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精神。士人们以菩萨行精神为人生价值观，陶养心性、高尚人格，这是难能可贵的时代风尚；而“中道不二法门”，则是士人们学习、研究、开发才性智慧的重要哲理，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士人们的思辨哲学水平、提高了智慧，而且，终于酿造出文化史空前绝后的文论、诗论、画论，及智顗的佛学中道哲学的历史高峰，而光照史册。唐宋文运的昌隆无疑与这个时代的玄佛哲学和文艺理论有着内在的因缘关系和影响。如诗佛、文人画南宋之祖王维，便是继承魏晋文风，以维摩诘、陶渊明为人生典范，终生矢志践行。他以“维”的名，“摩诘”为字，号居士，一生好佛，坚持世间出世间、无可无不可，过着亦仕亦隐的生活。不仅为官清正廉明，尽忠尽职，深获官场好口碑；而且于诗于画，皆成就卓著，成一代文宗。他的山水诗，语言平淡天真，意境清高拔俗、清新淡逸，为文化艺术史创立了逸品诗与逸品画的典范，成了千古绝唱！

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则大倡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为时风文运之范式，引导并推动时代文人画潮流的兴起。它不仅是文坛变革的旗手，也是画坛变革的旗手，引导着北宋文运的发展和昌隆。使文人画因此走向成熟，不仅诗书画有机结合，而且倡导画如其人、书如其人，不仅画中有诗、有书，技进乎道，而且要象外求意，超然物外。从而推动文人画趋向高层次发展的路向，积极地影响着而后近千年文人画的发展变化。

文人画以山水、花鸟为主要题材，这源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形成的家国一体的特点，造成了自古以来的祖宗神权威的绝对崇拜，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孝悌伦理观念为基础的人学思想。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特点，造成了以农历为准则的天文学和天道学，天人合一观、易太极八卦的阴阳观，反复其道、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观，及泛神论思想等。祖宗神的绝对权威，以孝为本的人本思想和人体乃父母之体，因此不允许描绘和表现人体形貌，即使是对英雄人物的纪念雕塑，也只能是以意象描绘，强调表现内在的人格精神与功业为尚为美。因此中国自古以来人物画难以发展起来，所画的人物画大都是道释人物、历史故事或仕女画之类，反对写实的人物画，以意想虚构为尚。而山水花鸟画，由于农业经济基础这一特点的关系，形成中华民族对自然山水花鸟独特的亲和感情，性爱自然的民族性推动了山水花鸟画艺术的发达。而易、老、玄、佛思想，使历代文人习惯于以自然山水为观照对象，体道、悟道，以求净化心灵，孕育艺术心境，以利借物抒情，创造出超脱、高尚、清逸、淡远的艺术境界，这是天人合一的道境、禅境在艺术意境中的表现。

文人画山水艺术滥觞于南朝宋齐梁时代，经唐王维的努力得以确立，经五代北宋形成潮流，至元代达至高峰，而后则传承多于创新，使山水画日趋衰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明清时代理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二是长江流域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兴起，文化艺术逐步受市场功利化的影响，书画家为谋生，云集于商业都市谋利，导致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原为文人业余自娱、仅为修身养性的纯艺术性质蜕变，丢弃了艺术高尚的慕圣求道的灵魂，仅为追名逐利为旨归，致使艺术躯壳化，唯以技为尚、形式美为式，陈陈相因，因此日趋衰落了。只有少数高人逸士，尚能秉承文人画的优秀传统，默默耕耘，艰难地延续着文人画的命脉。

而文人画花鸟艺术，其典型的艺术风格，是至明末大写意花鸟画的兴起，代表性的文人画大家是徐渭。大写意花鸟画如草书飞动似之，充分发挥了书法大草书的写意性技巧和水墨变化的特性，随性任情，痛快淋漓地表现出画家的意趣与理想，使画面从形式到风格到意境，将诗书画印有机地融合成一体，为文人画艺术发展史开创了新的艺术门类和奇葩，至清初的八大山人，便将写意花鸟画艺术推至高峰，随后便形成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大写意花鸟画新潮流，其生机勃勃的势头已经掩盖了以摹古成风，日趋衰落的山水画流派，而形成了清代中后期画坛的主流画派，流风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画坛的风气变化。“不求形似求生韵”（徐渭语）的写意花鸟画特点，其写意性、抽象性很容易转向现代，但由于其对笔墨功力和学识素养的要求极高，要创造成就，独树一帜则不易，致使今天学者众而成功者稀。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