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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陈之佛的花鸟画艺术发布时间:2016/4/25 8:16:23 点击率:3625次
试论陈之佛的花鸟画艺术 丁涛 陈之佛 工笔花鸟画回顾一下近现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史迹,在百花纷呈的丰富画卷中,卓著的工艺美术家、艺术教育家、国画家陈之佛(1896-1962)先生的作品,显然衔华佩实拔萃其间。尽管作品创作于60年代及其之前,而艺术的冲击力、魅力、感染力却未见稍减。作品中那些情态各异的花花鸟鸟,那些清韵流转的方方天地,无不充满着生命的机趣,充满着甘泉雨露阳光瑞气。展读画作,心怡神畅;留神赏鉴,津津有味。先生的花鸟画极具灵性、爱心,深蕴真气、骨气;作品婉约中透着豪放,柔美中包容刚健,典丽而不媚俗,舒展而绝张狂。与传统和当代花鸟画对照,陈之佛先生的工笔花鸟,确系心裁别出,一帜独树。早年书画家傅抱石先生抱着仰慕与崇敬的心情在题“雪翁《梅雀》”中,曾热情洋溢地颂赞道:“花鸟至今日,纷纷多径蹊。漫狂称八大,刻划许云溪。雪翁逞遐想,落笔世所稀。既擅后蜀意,复具南唐奇。……雪个已矣瓯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诗题对陈之佛的花鸟画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并且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艺术开拓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傅公当时虽年轻却慧眼独具,其“落笔世所稀”、“三百年来或在斯”的论断,完全契合陈之佛笔下的大量作品。 纵观陈之佛的画作,笔者以力,以接受、欣赏角度看,给人们有以下几点显著的观感:一是亲切感。 画面中的一花一叶、一鸟一虫往往渗透着温馨祥和恬然怡然的神韵美氛。鸣叫的喜鹊、迎春的仙鹤、耳语的双雀、采花的群蝶、红梅、青松、蔷薇、秋荷等等,一幅幅相异的画面,或如朝曦出海万里蒸红,或如微风绉波软碧油油,或如暗香扑面遍染春风,足可让烦恼的身心顿享熨贴之快。究其源头,大抵出于作者对自然生活的真切把握,对艺术创作的真情营构,对广大观众的真诚诉求。陈之佛号雪翁,寓所自命为“养真庐”,似在表明一生的志趣志愿志向,当紧贴一个“真”字而生发出去。他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情操高尚具有浓郁人文精神的伟大艺术家。不同的历史时段、激变的时代风云,铸造了他曲折而多采的人生。无论是从事美术教育还是从事绘画创作,无论是置身工艺设计还是置身理论著述,他的那种振兴祖国艺术事业的理想和始终如一的敬业开拓精神,深受人们的钦佩和尊重,真情如此,丹心可鉴,作品怎能不以亲切感动人!亲切感的获得,也与雪翁对艺术功能的认识相关联。艺术不在煽情惑众,也不在让艺术家锁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早在四十年代陈之佛对这一命题就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艺术本来是真、善、美三者的融和协调的东西。……完善的人生,必定是艺术化的。艺术化的结果,即是人格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求人心净化,改造民族,心定要从‘美化人生’着手”。(《艺术在非常时期》)又说:“如果我们一些被称为尊贵的人,大家都迷惑于物质的享受,迷惑于浅狭的功利主义,天天被困于名缰利锁,而不能自拔,弄得情操驳杂、趣味卑劣、生活枯燥、心灵无所寄托,那我们虽称为人,宗在已失去了人性。……我们应该速谋自求振拔之道,要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因此,我们的心灵就急需艺术的甘泉来滋补它,它,使它美丽和谐!”(《人类的心灵需要滋补了》)这样一种视艺术净化人类心灵为己任的认识,这样一种以艺术美化人生、滋补人生为追求的期望,就促成他在工笔花鸟的创作中,投入满腔热情,妙夺造化,将自己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将自己寄托的社会理想,全部付诸笔墨,即令是早期的作品如《梅树栖雀》,如《月夜双栖》,从花上看到的那种宁静优美,从鸟上看到的那份亲密友情,随顺诚挚、相映成趣,也足以令人滋生出浓浓的亲和、亲切的感受。 二是创造感。与很多取得成就的中国画家一样,陈之佛也曾漫步于传统花鸟画的画廊。他在潜心学习五代徐熙、黄筌花鸟艺术的基础上,直登宋元堂奥,继又广泛吸收钱选、吕纪、陆包山、恽南田诸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他还注重写生,熟悉表现对象、感情自然,这样便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创造性的新意。 首先表现在构图上。鉴于花鸟画题材的局限性,平庸者往往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构图中讨生活。陈之佛却不守恒蹊,根据表达的题材内容和画家的意绪,灵活驾驭形式美规律,惨淡经营,务求主次分明虚实相生、平中求奇,格局一新。内容丰富复杂者亟求单纯统一,内容单一简省者则力求表现上的丰富变化。如《鸣喜图》,图示梅花茂密,有十只喜鹊穿插其间,另还伴有月季、坡石;如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画面堆砌混乱,而这幅画却给人宾主有序,喜气注溢生机蓬勃之感。同样写梅鹊的另一幅作品《睡鹊》,与上述格调迥异,暮色,寒枝,睡鹊独栖枝头,境界清新、奇崛,以少胜多,亦颇富于新意。其次体现为花鸟的形象塑造。从表现的丰富性不难看出,陈之佛生活面宽广,且记录的自然素材甚多。但当这些素材被转化为画面形象进时,显见并非将写生照般就可奏效,这里还有一个艺术升华的过程。造型的装饰性和形象的典型性,便是升华的直接成果。在他的作品中,花草迎风向日姿态万千,禽鸟栖枝伴语神采动人。与不少其他作者的花鸟画比较,雪翁的作品自有独到的造型意趣,留心的观众,完全可以体察到个中三昧。如作品《和平之春》,所绘十二只鸽子,造形势态各异,他们沐浴着明媚的春光,或飞或立,或俯或仰,或整理羽毛,或啄食苔草,从而激起人们对自由和平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再看他对于工笔花鸟画传统技法的把握和创造。其花鸟艺术,总体虽在继承双勾填彩的表现样式,但却并不亦步亦趋,并不一丝不苟地严勾细勒,而是视情感、对象表达的需要而灵活仲裁,或施以传统线描,或索借速写线条,或迳以“没骨”取代,不一而足。其填彩之彩,也非全部饭依传统,单纯时渗透民间色彩风韵,丰富时注入洋画色彩的血脉。至于设色的进程,作者并不僵守工笔画中的“三矾九染”,而在既有规矩又失规矩中随心所欲。对于轻施薄染的淡色有时一遍而就;在赋石青、石绿、朱砂等色彩时,往往先铺底色,然后层层分染,少则三、四遍,多则八、九遍,染得匀整工细、滋润浑厚。雪翁还喜于和善于在有色的熟宣纸上作画,纸的色彩多为浇灰、米黄、次青、淡赭等淡雅色调,一方面易于统一气氛,再者还起到托粉的作用。这些不拘一格的手法运用,带有明显的创造性。特别引人注目和称道的是,写枝干等采取积水之法,使工笔中增加了更富生机的写意的原素。此法以写意画的“水化墨”、没骨画的“撞粉法”演变而成。具体操作法门在于,按作者的意图,用含水份较多的一种颜色直接描绘后,趁其未干,使笔滴上清水或醮上浓墨、石青、石绿点画,以清水冲开,让聚积的饱和水色,自然流淌、渗化。干后的水渍、色渍、斑绚丽,肌理成趣。雪翁这种与丝丝入扣的工整描写相得益彰的潇洒手法,显然拓宽了既往工笔花鸟的表现天地,而鼓荡起润腑的特有风韵。这种技法,他较多地用于枝干的表现上,且能区别于不同情境的对象,恰如其分地加以把握,如,《红梅白鹦鹉》中的梅干与《梅鹤迎春》中的梅干,前者水渍强调秀润,后者水渍强调浑厚,神魂就有那未一点不同。 三是生动感。 陈之佛的工笔花鸟,工而不涩不滞不僵不板,如弦音管乐轻歌曼舞,情韵蒸蒸生动有致。论者认为,“这主要是来自生活,得力于他长年写生、师造化之功”。很明显,这里提出的仅是与创作紧密有关的一个技术层面——写生基本功,其实,对于生活多多益善的如实记录和搜集素材,尽管十分重要,总还只是创作的预备阶段,如何用情感来裁剪这些材料如何在画家的调控下使主客观融汇而成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显然更为重要。这里起决定影响的是画家的人格力量和综合的修养和素质。作为一位正直、善良、对生活有敏锐感悟力、文化素养丰厚全面的画家,陈之佛有着一般画家所难以达到的艺术表现力,故他笔下的花鸟,在形似之外,往往神采毕现生意盎然。花枝摇曳,禽鸟飞鸣,跌宕欹侧,舒卷自如,活泼泼的自然生趣尽收笔底。这也正是中国画气韵生动的要旨,在陈之佛工笔花鸟画中的体现。雪翁三十年代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画最重神气与韵,大概气是指万变之力的瓷肆,神是指万变之力的蕴藉,韵是指万变之力的谐和。所以由气韵生动说而推论,可知对象所有的美的价值,不是感觉的对象,自己所有的价值,而是其中所表出的心的生命,人格的生命价值。凡画须能表现这生命,这精神。而体验这生命的态度,便是美的态度。所谓的美的态度,即在对象中发见生命的态度。这就是沉潜于主客中对象的‘合一’的境地,即是所谓‘物我一体’的境地。故‘气韵生动’是艺术的心境的最高点。”(《略论近世西洋画论与中国美术思想的共同点》)用陈之佛的作品来验证对照,其作品中所播扬出来的生动感,正是作者艺术心境的审美表白。 四是时代感。 忠于生活诚于生活,用花鸟画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价值判断,表达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民的热爱,是陈之佛及其作品可能给予我们获得的一种总体认识和印象。深入一层看,跨越新旧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陈之佛,由于生活际遇、思想感情幅度较大的演化和转变,使作品中溢露的情状产生了可以深感的明显区别,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故作姿态,有的全是率真心性的坦诚流露。 解放前,他是一位以清高自勉自律的正直文人,不趋炎附势,唯洁身自好,构成他的生活信则。因此,笔下多写寒梅冻雀、秋菊残荷、沙汀凫雁等,色调以清冷沉郁为主,大抵流露出一种高洁孤独彷徨困惑的意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思想感情有了质的飞跃。与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抱着改造自己的决心,当真而无虚假地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于是,一种对革命事业的虔诚,对莺歌燕舞的祝颂,对光明前景的憧憬,在他的画面上明显地反映出来。明快亮丽的氛围,替代了过去那种较为沉郁的基调。题材随之扩大,牡丹、松竹、碧桃、樱鹉、仙鹤、子母鸡等,成了雪翁画面的常客。特定的心灵观演绎成特定的时代笔墨。这一历史阶段最有代表代的性的作品,主要有《和平之春》、《瑞雪兆丰年》、《春色满枝头》、《松龄鹤寿》、《鸣喜图》、《祖国万岁》等等。 作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巨制《松龄鹤寿》,歌颂性的主题十分明确,时代感尤为浓烈。十只丹顶鹤姿态优雅,有的引吭高歌,有的俯首软语,俯仰顾盼呼应唱和,融融乐乐、享受天年。画面上,十只婉转弯曲的长颈和二十条长直的腿足,被处理得变化有致。在色彩运用方面,毛羽黑白相间,艳丽的丹顶和灰色的爪,沉健浑然的青松和赭绿兮兮的草地,谱写了一曲平和典丽的交响乐章,以别致耐读的工笔花鸟画,完成了祝愿伟大祖国万古长青的深刻主题。 《和平之春》,系作者在五十年代为世界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而创作。画家激情盈怀,通过对碧桃繁花和自由自在的群鸽的描写、铺展,表现出春光明媚、欣欣向荣的美满祥和景象,构图、造型、色彩、意境等,都分明透映出与传统花鸟迥然有别的时代气息。 作为一代艺术宗师,陈之佛辞世至今已近四十个年头。他在工笔花鸟领域创造性的业绩,已然构成民族文化宝库的一笔珍财贵富,既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上好的精神食粮,又为行内后来者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创作经验。本文至此已该打住,但笔者还想说几句的是,艺术界常挂于齿的画品人品之议,在雪翁身上竟获得了高度完美的统一,其画品、人品同高,无争议无微词,殊属难得。陈之佛一生,倡善、求善、崇真、尚美、求美,孜孜不倦、■穷年。在他的事艺历程中,追求如一,从不随波逐流,为人平易和善,但在真理面前却又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试举一例:五十年代后期,他曾针对当时花鸟创作生硬比附政治、图解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人把牡丹花和砖头画在一起题上‘又红又专’。有人画一株红梅,题上‘红透专深’。有人画一只红色老鹰,题上‘红色英雄’。还有,画家画一幅粉红色的桃花,有人批评他,红得不够透,思想有问题。……以上一些做法、看法、说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有过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些做法、看法和说法。……我觉得既然肯定花鸟画还有存在的必要,首先要求花鸟画家认清花鸟画的艺术特点和作用。如果认清了这点,许多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关于花鸟画问题》)在极左思潮涌动的当年,作这番发言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今天再读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因此,对陈之佛的花鸟画艺术及其创作再作一番疏理研究,在纵横层面上寻求其光辉价值之所在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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