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发端于六朝，成熟于唐五代，此后成为卷轴画的大宗。

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山水画一直在变，有所谓“山水画，始于吴，成于二李”、“荆关董巨一变也，李刘马夏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等说法。

由于古代中国一直处于农业文明之中，较少外来文化的刺激，山水画的多次新变，只是在同一文化中的时代风格之变，其文化观念始终如一。

直到20世纪，古老的中国在内因外力的共同作用之下，走向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富国强民的时代愿望，以及由此而来的西学引进，既丰富了山水画的题材、改变了山水画的功能、方法、面貌，也改变了山水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百年山水第一变——清末到三十年代中叶

清朝末年，西方的视幻观念因为讲求焦点透视和物体明暗，增加了如临其境的真实感，进一步被宫廷和民间绘画接纳。印象派借助光学成果丰富了色彩感觉，也对中国山水画发生了小范围的影响，出现了晚清山水画视觉观念潜变的代表吴石仙、留学画家视觉观念变化的代表金城、高剑父等人。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流学界猛烈批判文人画传统，提出改良或改革中国画的任务，西画中讲求科学法则又明白易懂的写实主义成为引进主流。

在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批判摹古倾向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写生，促进了引西入中派的西式写生，也推动了借古开今派的“古法写生”与“师造化”的传统回归。

这股改革中国画的思潮，还推动了写实作风为主的引西润中派的形成，这一派画家参考西方风景画的视觉观念，推动山水画的非视幻境象朝着视幻境象演变。

百年山水第二变——从抗日战争到文革结束

中国山水画“变师古人为师造化”之后，接着迎来“变林泉之心为经世致用”、“变传统题材为现世题材”、“变天人合一观念为人定胜天观念”的变化。

近百年来，绘画领域对摹古的批判、对写实主义的引进、对写生基本功的重视、对师造化传统的回归，不仅把画家引向了真正的创作源泉，而且在挽救民族危亡与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下，以艺术为人生为宗旨，以表现时代精神为要求，着眼于大众生活，突破山水画的原有题材，赋予了山水画新的功能。

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高剑父等岭南派致力于关乎国运民生的题材，赵望云关心农村疾苦的题材，成为经世致用的先驱。

但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山水画的文化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实现的。在这一时期，画作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地位，突出了人类的历史与现实在自然环境中留下的印迹，不再以“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个体的精神在大自然中的逍遥，而以“物我两分”的观念表现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自然的面貌。

画家们开始追求新的意境与笔墨，包括山河新貌意境、革命圣地意境、领袖诗词意境和祖国山河意境。

王旭东《黄山烟云》2012

百年山水第三变——从新时期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绘画功能与受众的改变，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中国山水画的题材，也给中国山水画发挥更全面的功能、表现更丰富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能。

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定胜天并没有完全实现。画家可以画改造自然的豪情，也可以画未被认识的自然所感到的神秘和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景观；可以描写“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也可以“山川使余代山川而言”地画令人敬畏的大自然，通过创造大自然的崇高境象，表现顶天立地的民族魂魄，歌颂伟大的祖国。

李可染《江山无尽》 1982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画家开始疏离以改造山河为特点的意识，转而致力于在大山大水中灌注沉雄博大的民族文化精神，描绘前人没有涉猎过的山水，表达在更广大的非实有时空中的天地创生。

同时，西方艺术又一次的冲击和新潮美术的兴起、日渐取得成效的现代化建设对自然生态的改变，导致山水画观念和山水画面貌又一次变化，进一步拓展了山水画的题材，丰富了山水画的精神内容，更宽泛地实现了山水画的功能。

王顾宇 王艺 《匠心筑梦--建设中的天眼》 2018

比如：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大山大水、开拓审美领域的区域山水、表现时代脉搏的寓意山水、讴歌民族精神的山水古木、西式视幻空间的突破与广袤的宇宙时空、个人内心空间的开掘、城市山水与园林想象突破与写实的笔墨肌理与吸收平面构成的图式等，反映出当下的时代主题和审美趣味，表现充满文化自信历史内涵和奋进的时代面貌。

当下，山水画家越来越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传统，警惕市场经济大潮的负面作用，把小我融入大我，将个人心象与祖国河山时代气象紧密相连，坚持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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