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三家揉合形成了中国哲学。儒家入世的理性精神，道家出世的无为思想和佛教内悟的超脱理念，三者互相融合又互相对立，形成一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哲学体系。中国文人在普遍被这种融合型哲学所影响的同时，又因人因地因时的各有侧重。中国的文人画家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思想往往儒道佛三者兼具，大多过着亦仕亦隐的生活。

　　（一）文化品性影响下的文人心境

　　主客统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其最高境界谓之“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地处内陆，气候温暖湿润，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农耕是古代先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优越的自然环境下，孕育了古代先民亲近自然、关爱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以物为友的自然生态意识和敬奉天地生存意志。农耕文化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的深情与热爱，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万物有灵的“山川树石有生死，一草一木栖神灵”泛神论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禅宗，都表现出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

　　孔子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对曾点之“志”大加赞赏，谓为“吾与点也!”。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合一，万物与吾共生。”“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然乐之!”儒道思想在入世出世的观点上有着许多本质上的对立，但在对自然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二者都把沐浴自然，徜徉山水，风乎舞雩，歌咏而归，看做人生的“至乐”与最高境界。到了山水画发端的魏晋时期，更加崇尚徜徉山水，澄怀味道，可说已成为一种审美“时尚”。先人在赏玩自然山水自在之美之余，把出自然山水与自我生命的紧密联系，感悟自然与生命的统一，强调主体精神和宇宙自然的和谐，通过对自然之“道”的领悟和探究来不断提高人生的境界。

　　毋庸置疑，正是传统诗词书法文化因素的渗入，推动了中国山水画的诗意化进程，使之镌刻下深刻的文化烙痕。意境，以及画的气韵、笔墨、格调等的加入，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山水画取景造境的方式，并逐渐构成了山水画所独具的空间意识和空间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山水画中的虚实概念成为了关键的内容，它不仅把握着对客观自然景物形象的显现，也决定了格调、气韵等抽象概念的实现，从而将形与意联结在一起。中国山水画的虚实相生，不仅是造型手法上的个性彰显，也是写意精神的落实，其中蕴涵的限中与无限，正表现出中国文人“有无相生，无画处皆有妙景”的诗意境界。

　　（二）心境影响下的画境创造

　　东汉时期，山水画尚未形成，就有蔡邕、张衡等大文人进行了有关绘画的记载，山水画的发展则更加突显了明确的文人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文人有着紧密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是士人极度活跃的时期，也是山水画的发轫时期。山水画在山水文化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应运而生，它在襁褓中就受到了文人的深刻影响。彼时主流社会“好山水”文化思潮的兴起与山水文学的繁荣发展，它孕育于山水文风盛行的文化环境中，山水画作为独立题材的出现成了势不可挡的必然结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是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记载，如晋时著名画家戴逵的作品《吴中溪山邑居图》、《剡山图》、《南都赋图》，戴勃的《九洲君山图》。但是擅长山水画的名家还包括顾恺之、戴逵、陆探微、晋明帝、宗炳、张僧繇、王微等人，不知名的画家则更是难以计数。

　　南齐谢赫的骈体画论《画品》，是中国古代有关绘画艺术品评的最早著录。其中表现出了谢赫作为画家与史论家所具备的高超文学修养，他所确立的绘画“六法”是对我国公元六世纪以前绘画实践的深刻总结，更为中国绘画的创作与品评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被后世画人尊为遵循不悖的艺术法典，这也透露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气质。曾经有人认为，文人的诗画是他们发泄自身愤懑情绪、不满之意的载体，这也不无道理的，借助绘画抒发情怀，以画为意亦可以说是文人心性的一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