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画派”渊源追溯

    摘 要：“齐鲁画派”文化渊源深厚，与众多名家及名作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齐鲁画派”有一批传承有序的先驱画家群体，可以划分为两大核心层。“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主要有四大渊源：1、儒家思想对艺术风格影响根深蒂固；2、“外向性”使艺术风格融合中西；3、居京津与江浙沪两大艺术中心中间地带的地缘关系，对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4、齐鲁大地及祖国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则可视为其生活渊源。

　　“齐鲁画派”的准确概念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明确，但笼统地讲，既然齐鲁画派是一个地域性“画派”，就是以发展齐鲁文化艺术为宗旨，以山东自然风貌和人物风情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山东画家为主要力量的“绘画流派”。“齐鲁画派”的命名，源于国内外艺术史学界的一个常规做法，就是以某地域画派为名称，对某一画家群体加以冠名，如西方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巴比松画派、枫丹白露画派等，中国则有新安画派、海派、金陵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它的现实依据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发展地域画派热潮，如广西的“漓江画派”、四川的“巴蜀画派”、东北的“关东画派”、无锡的“太湖画派”等。“齐鲁画派”之所以被冠以此名，是与它的母体齐鲁文化存在衍生关系的，有其特殊的渊源。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曾指出：“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成形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予以补充，帮助发展。”[1]（P.45）“齐鲁画派”就像齐鲁大地生长的一颗艺术种子，在这片特定的土地上孕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齐鲁画派”为齐鲁民风所浸润，受齐鲁文化影响，为齐鲁人民所创造，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一、“齐鲁画派”的文化渊源“齐鲁画派”名称中的“齐鲁”二字，应该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个地域概念，也就是限定在行政区划中的山东这一地理范围，这是概念命名时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申明的另外一层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它的内核应该是“齐鲁文化”。在“齐鲁画派”的主要创造者画家群体之外，尚有一个与画家密切交往的文化圈，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地域文化环境。地域画派的形成与该地区文化传承、艺术积淀、自然环境等因素密切关联。潘鲁生先生在阐述二者关系时曾提到：“齐鲁画派”首先是以地域文化为表征的画派，要从山东本地的文化资源出发，以齐鲁文化为根基，传承和发展齐鲁文脉、齐鲁风格、齐鲁精神，倡导创作中博采众长、求变创新，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特质。”[2]（P.79）这一点无疑是“齐鲁画派”存在价值和概念内涵的本质所在。这在当下的山东文学界，影视艺术界已经有较为显著的体现，如“文学鲁军”、“电视鲁军”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山东与众多名家及名作有着不可剥离的渊源关系。北魏时期乐安博昌（今寿光）人蒋少游即以“性机巧，颇能画刻”[3]（P.1970）著称。南朝著名山水画理论家王微是琅琊临沂人，所著《叙画》对后世山水画发展影响深远。隋代渤海（今阳信）人展子虔所绘《游春图》，开启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辉煌，公认为是名垂千古的杰作。展子虔不但擅长山水画，他的楼阁车马、人物、佛像也为人所称赞。宋代李成、燕肃、张择端也为画史所称道。宋代“三家山水”之首的李成，长期隐居山东营丘（今青州），人称李营丘，引领一个时代的山水画风格，“齐鲁之士，唯摹营丘”[4]（P.351）。宋青州人燕肃、元代曹县人商硕、莒人赵原山水画也仿效李成，并被画界所认可。元代营丘人阎信道，在界画领域的成就，为画史所称道。诸城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彪炳史册，是研究北宋城市生活绝无仅有的形象资料。东平人梁楷的减笔画，名作《泼墨仙人土》的写意精髓，名垂千古。元代赵孟頫所画《鹊华秋色图》，描绘济南郊外鹊山和华不注山景色，开元人简率之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曾长期任泰安知州，清代时期郑板桥、李�、李方膺亦有山东为官的经历；明代画家崔子忠（莱阳人），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在画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清代济宁人焦秉贞、潍坊人刘炯、胶州人法若真、冷枚、高凤翰等亦画名远扬。及至近代，高唐人李苦禅、潍坊人郭味蕖、崔子范、孙其峰等人则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画家。

　　二、“齐鲁画派”先驱画家在梳理“齐鲁画派”画家群体的时候，首先会遇到人员流动而产生的复杂性。这里面既有鲁籍而主要成就在省外取得的情况，又有外省籍而艺术活动主要在山东的情况，还有既在山东又在外省的情况。从对画派的研究来看，这种情况在画史上的著名画派也存在。如岭南画派主要画家绝大多数为广东籍，且艺术活动也在此地。长安画派主要成员则多非陕西籍，主要艺术成就在西安。新金陵画派画家多为江苏籍，领军人物傅抱石、亚明、魏紫熙等人则为外省籍。所以研究画派中的画家，一般较为看重艺术活动发生地，但是出生地往往决定着他的文化基因，而且即使离开了故乡，与家乡画家的交往及相互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对“齐鲁画派”画家群体的梳理，也不能简单化处理而需要综合考虑，可以将他们分为两个核心层：第一核心层应该是山东生活和工作的画家，而鲁籍并与在鲁画家密切联系的画家，可视为“齐鲁画派”第二核心层。“齐鲁画派”的产生需要众多画家长时间共同的努力，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定文脉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我们需要探寻“齐鲁画派”的根系，找到它的文脉。“从时间概念上来说，一个画派的形成与延续，需要文化和思想的长久积淀，需要几代人的艺术传承，更需要艺术家的自觉与成熟。”[5]（P.99）“齐鲁画派”画家群体，长期在齐鲁大地共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之下，会产生艺术旨趣与艺术追求上的相互影响，如持有类似的艺术观念，关注类似的题材，采用类似的形式与材料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地域共性。这种地域共性，既是艺术家艺术个性得以张扬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在一定阶段对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形成某种制约的重要因素。从晚清松年开始之后的一百年里，“齐鲁画派”先驱画家几代人共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开启了“齐鲁画派”的先声。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几位画家，在民间广泛流传着“关黑弭岳”（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岳祥书 ）或“关黑弭陈（陈维信）”四老的说法。除了以上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以外，在山东美术界取得瞩目成就的书画家还有曹庚生、吴天墀、张茆才、金棻、王献唐、姜守迁、柳子谷、黄立荪、赫保真、山之南、任小麓、徐培基、冯凭、张伏山、傅星伯、毕颖之、马龙青、王大中、王企华、于希宁、张立潮、宗惟成、王天池、王小古、王凤年、蒋维崧、陈寿荣、张彦青、刘鲁生、张朋、陈左黄、高小岩、修德、魏启后、乍启典、张鹤云、段谷风、皮之先、邹振亚、崔辉、王炳龙、闫学曾等人。 　　三、“齐鲁画派”艺术风格渊源

　　“齐鲁画派”艺术风格同齐鲁文化一样，融开放与持重、革新与保守于一体，以传统艺术风格为主导，兼容并蓄，普遍偏重浑厚质朴的艺术品格。近代以来，齐鲁大地的画家们，深受儒家中庸思想浸润，多延续传统艺术的标准，注重吸收传统艺术的营养，努力提高传统文化修养，看重画面以外的文化艺术素养，兼修诗、书、画、印。新文化运动在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山东也受到积极影响，对新的绘画思想和外来艺术形式有所吸收，建立起了新的语言和面貌。而且近代以来，山东因沿海而成为列强抢夺的重要殖民地，外来文化较早舶来齐鲁大地尤其是鲁东沿海地区。山东地处京津与江浙沪两大艺术中心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一地缘关系，两大艺术中心对“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齐鲁大地及祖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成为“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创作源泉，可视为其生活渊源。1.“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儒家思想渊源儒家思想发源于鲁南地区，山东画家受到根深蒂固的影响。以“中庸之道”为要义的儒家思想，成为“齐鲁画派”画家潜意识遵从的准则。从审美上讲，“齐鲁画派”多数画家追求平正、正统的艺术品格，“偏、奇、怪、异”等前卫极端的艺术追求较少。如对20世纪山东美术产生重大影响的“齐鲁画派”先驱人物松年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复归平正……初学画先求妥当，既能妥当，复求生动，既已生动，仍返妥当。”[6]（P.332）他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无论是书还是画，最高境界均为平正、妥当。从画派外部环境来讲，山东人作为“齐鲁画派”艺术作品的主要受众，多饱受儒家正统思想浸润。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决定了山东人的性格平实内敛，崇尚正统，大都欣赏厚重平正的作品。这样的文化环境，不可能不对“齐鲁画派”的审美品格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画家们对山川草木、风土人情的认识和感受，对绘画语言的选择，也都难以超越这种人文环境。在创作过程中，无论艺术形象的归纳、提炼、升华，还是艺术语言的选择都会反映出来。从而导致“齐鲁画派”的内容与形式及整体艺术风格均带有这一鲜明印记，注重不偏不倚的传统，不重先锋性和奇巧之美。“齐鲁画派”画家与山东人的整体性格一样，相较其它地区更深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多内敛、朴实、谦和。体现在绘画创作理念上，“齐鲁画派”多数画家都重视中国书画的传统，以文人画精神为正统，重视学问、人品、思想、才情的传统文人综合修养。“尚古”是“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一大特征，如山水画中影响较大的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等人所创作的古意山水。“齐鲁画派”花鸟画创作也是崇尚传统的，重视传统题材的表现，如于希宁之梅，柳子谷之竹，张鹤云之鱼、陈寿荣之鹰等等，“讲究‘正道’和‘传统’之风气，则是一直不变的主旋律”[7]。人物画也注重表现出很强的传统意味，如王凤年的工笔仕女、段谷风的简笔人物等。2.“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西方渊源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有较长的海岸线面向广阔的海洋。近代以来，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沿海地区是中国较早接受外来艺术的地区，也是较早受到外国艺术影响的地区。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齐鲁画派”的外向性，众多画家到国外学习、展览、交流、访问。清末书画家王讷（安丘人）曾受清廷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在回国后创办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曹庚生、王企华等也曾在日本留学，并回国任教。

　　另外，山东有众多画家赴外交流，这些画家在对外展览、访问、考察的过程中，接触了西方的传统和现代艺术，进而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了一个全球视野的思考，对西方能够弥补中国画不足的艺术语言进行吸收，从而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中有所体现。重要的艺术交流活动有：1979年张朋参加日本“第一届亚洲美术作品展览”；1981年弭菊田画展在日本举办；1983年至1987年张鹤云先后受聘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加拿大和美国举办了个人画展。1984年杨文仁作品《兰花》赴德国展出，《秋实》《葡萄》赴欧洲及新加坡展出；1987年济南画院画家在日本和歌山市举办画展，于希宁率山东美术家代表团赴日本和歌山、桥东两市举办画展，刘宝纯赴日本访问3个月；1990年山东美协推荐山东美术家作品，通过文化部外联部送美国旧金山展出，“高天祥画展”在日本举办；1991年“王凤年、俞黎华书画联展”在美国加洲圣地亚哥大学展出，同年“烟台画院15人画展”在日本举办；1992年“于希宁画展”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山东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山口县举办书画联展；1994年刘宝纯应美国休斯顿大学之邀访美3个月，在欧根画廊办个展；2002年杨松林等携“东方神韵――中国绘画欧美巡回展”在欧洲进行了为期50天的展览、考察和访问活动；山东女书画家协会组团赴日本访问。 在“齐鲁画派”的画家中，受到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出现了较多融合吸收西方绘画语言的艺术风格，也有些画家将西方绘画技法应用于教学。如赫保真在总结牡丹画法时即提出“五结合画法”：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工写结合、彩墨结合、主客观结合。张鹤云所擅长的鱼，融汇西方造型和中国传统水墨韵味。宗惟成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绘画大师素描的线与中国画的线结合在一起，主张线面结合去表现对象本质。岳祥书将中国水墨与西方造型手段结合，将写实技法熟练地应用于中国画写生与创作，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光影和色彩元素。此外油画界很多画家对西方美术的学习和吸收更为直接，如李超士是中国最早赴欧学习的画家之一，他接受了系统严格的西方造型训练，在山东任教时极其强调技巧训练的严格性，重视培养学生指对素描等基本功力的磨练。戴秉心早期赴比利时留学，受到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野兽派、表现主义以及佛兰德斯美术影响并在山东任教，在山东美术界植入了不同于苏联油画的西方现代艺术基因。

　　3.“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地缘渊源“齐鲁画派”处南北艺术交汇之地，居京津与江浙沪两大艺术中心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一地缘关系，两大艺术中心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齐鲁画派”画家多在这两处求学，而且两大艺术中心的名家及院校教师也多有来鲁长期任教及交流，由于地缘关系使得相互之间的艺术交流活动广泛且深入。20世纪以来，“齐鲁画派”与这两地的重要艺术家和艺术流派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候随艺术家活动轨迹而表现得较为复杂，使三地之间的艺术活动密不可分。如20世纪早期著名鲁籍画家俞剑华，191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平高师毕业，1924年回济南任山东美术学校国画教员，兼任山东师范学堂国画专修科教员，并组织“翰墨缘画社”。1928年则赴上海任新华艺专教务长、教授，次年兼任国画系主任。此后的1957年在济南，1963年在济南、烟台、青岛，1964年在潍坊，分别举办了“俞剑华教授画展”，对山东美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毕颖之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齐白石等名家，毕业后则在德州、济南、青岛、南京、杭州等地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宗惟成曾求学于杭州国立艺专、南京中央大学，1935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尔后则任教于济南。柳子谷1924年考入上海美专，受教于黄宾虹、刘海粟等人，任教于南京美专及东北，后移居济南30余年，任山东艺专教授。刘鲁生1944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潘天寿等人，回济南后从事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王企华早年毕业于苏州美专，1951年至济南任教并定居。除了基于教育活动的直接学习吸收之外，尚有这些地区画家之间频繁的艺术交流活动。在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中，画家们能够就艺术创作理念、绘画技法、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使“齐鲁画派”与这两大艺术中心保持着紧密联系。如早在1928年至1930年关友声为艺术创作及以艺会友而建“嘤园”，常邀张大千、启功、李苦禅、俞剑华、张伯驹夫妇等人探访雅集。关友生还到外地写生及结交艺术界好友，如1935年到南京、苏州、湖南等地游学，与吴湖帆、徐悲鸿、傅抱石、谢稚柳等人结为好友。[8]（P.39）1936年赵望云、高剑父、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作品，在烟台朝阳街北新楼举办“杭州名人美术展览会”。1962年7月至9月，山东省政府为推动齐鲁画派的发展，邀请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著名画家在青岛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及讲座、展览。①1963年，潘天寿、吴佛之到青岛、济南、烟台、泰安、曲阜等地进行了考察、讲学、笔会活动。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郭怡宗、姚有多、李行简画展在淄博展出。此后，山东绘画界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与江浙沪两地的联系更加多元化，艺术交流活动也更加频繁。两大艺术中心的画家及流派对“齐鲁画派”画家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的，从许多画家的绘画艺术语言及艺术风格上都有明确体现。如曹庚生上海美专毕业后留在吴昌硕门下，为他汇集画稿、文物，得高师耳提面命，国学与艺术功底深厚，以书法入画，富有金石气息。毕颖之在北京求学期间，得白石先生真传，所画简约自然，充满生机活力，所画之花卉鱼虾和梅兰竹石，水墨逸笔，气韵生动。傅星伯于1942年入“北京艺光画社”学习，师承齐白石，擅大写意花鸟，笔墨豪放，拙藏大巧。蒋维崧于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受教于胡小石、乔大壮等名家，篆刻宗法乔大壮，并吸收殷周古金石风格，线条清丽生动，刀法质朴洗练。篆书亦结体正中寓奇，典雅俊逸。柳子谷在南京与徐悲鸿、张书旂一道被誉为“金陵三杰”，过从甚密，从艺术风格上来讲也颇受影响。他在画界多人批评张书旂格调低俗时，于1963年发表文章予以支持，提出绘画应满足普通人民大众喜好，走强调描绘性、雅俗共赏的山水花鸟画风格。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济南的艺术创作，影响到他的艺术风格。 　　4.“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生活渊源“外事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齐鲁画派”始终贯彻的指导思想，由此而在艺术上展现出极具活力的现实性，艺术风格不断创新。齐鲁大地及祖国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草木虫鱼都成为“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创作源泉，可视为其生活渊源。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美学追求，促使“齐鲁画派”艺术家们非常注重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及写生，进而提炼出客观对象激发主观感受而产生的“心象”，把它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这在“齐鲁画派”众多画家的艺术创作经历及作品上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山水、人物、花鸟画创作皆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山水”的出现，是山水画创作艺术与生活进一步密切的一个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方面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山水画亦需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反映时代审美，表现新生活”成为“新山水画”的迫切要求。“齐鲁画派”山水画家响应时代号召，积极投身于“新山水画”的创作中，贴近本土生活，表现时代精神。1959年“齐鲁画派”画家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作画，就是建立在一系列深入山东各地写生基础上的。1963年山东省美协发起省内各地写生创作活动，产生了一批“新山水画”佳作，如关友声的《佛山新貌》、黑伯龙的《云烟满泰岱》、弭菊田的《泰山》、陈维信的《泰山旭日》、徐培基的《大明湖》、张彦青的《位山水库》等。70年代，刘宝纯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新山水画”写生创作活动，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程式，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标志着“齐鲁画派”新山水画的成熟。这一系列活动包括刘宝纯、张登堂、于太昌等人发起和参与的以黄河、海河、淮河为母题写生创作的系列作品，1971年起他们首先奔赴黄河流域，写生创作了《黄河组画》，并举办了“黄河写生组画展览”，后赴海河和淮河流域写生，出版了《海河新图》画集和《淮河》画集。1976年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陈维信、刘鲁生、张彦青等去泰山写生，举办了“泰山写生画展”。这些新山水画作品，为“齐鲁画派”注入了生命活力和时代精神。人物画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影响最大的当属“腰斩黄河”画集的出版。1952年12月“腰斩黄河文艺服务团”美术组，赴位山东枢纽工程工地作速写千余幅，并举办了“腰斩黄河写生画展”，进而创作了一幅国画巨作《举世奇创》在京展出，产生了强烈反响。1965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齐鲁画派”画家创作的“新旧社会对比教育”连环画，并被广泛刊发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物画在全国较为突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新年画”对时代新风貌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画担负着向广大文盲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新理念的重任，因此政府和画家对年画的革新倾注了热情，并成立了年画工作队。1952年创作出了《迎接大建设》《合作力量大》《互相得鱼多》等新年画38幅。1959年施邦华的《水库好》、朱学达的《福字灯》刻印达上千万份，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1964年的全国美展，山东新年画作品已经突破传统制作手法，多用水粉画创作，作品《民兵爆破队》《芒种时节》《贫下中农参观农具厂》《洪水到来之前》等都极富生活气息，内容多表现农业生产、民兵活动等。“齐鲁画派”花鸟画家于希宁、张朋、柳子谷等人都强调写生，对生活进行细致深入观察。这些画家特别偏爱的题材，如于希宁画梅，柳子谷画竹，陈寿荣画鹰，张鹤云画鱼，张建时画鸡等。于希宁对梅的观察和研究体现在他的创作多来自写生，通过深入观察而对梅的各种生活形态了然于胸，上世纪70至90年代数次去江南邓尉、超山、杭州、无锡等地对梅写生，“余七至邓尉，四至超山，与梅相处”[9]（P.66）。画家张朋为了表现出动物的灵性，经常到公园写生以熟悉动物的神态和习性，所画动物无不生动传神。柳子谷也极为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体味表现对象之神。“他为了观察雪中之竹，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冒雨站在竹林边看雨中之竹，自己淋成落汤鸡也在所不惜。”[10]（P.114）花鸟画的生活渊源还体现在“齐鲁画派”画家对牡丹的偏爱上。花开富贵国色天香的牡丹，同时又是菏泽甲天下的特产，吸引了很多山东花鸟画家以此为题材作画，并以画牡丹而闻名，如赫保真、王企华、王小古、崔辉等人。

　　四、结语“齐鲁画派”作为一个地域性艺术流派，在绘画界早已存在，一批先驱画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一部分画家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但在学术界，“齐鲁画派”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只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获得有力的学术支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任何地域的艺术都是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整个艺术史上的一个链环。艺术有它自己独有的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当中。我们对“齐鲁画派”文化渊源、先驱画家、风格渊源的追溯，尤其是对“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思想渊源、西方渊源、地域渊源、生活渊源的剖析，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并认清它的本质，准确把握山东美术发展的规律。这对山东艺术各界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集合各方面力量，促进“齐鲁画派”更好地走向全国，有着积极的意义。（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此次参会画家有来自北京的吴镜汀、王雪涛、崔子范、郭传璋、颜地、郭味蕖、李苦禅、田世光，上海的王个�、江寒汀、孙要民，南京的俞建华、钱松喦、亚明、陈大羽、张文俊，山东则有弭菊田、陈维信、刘鲁生、王企华、于希宁、张彦青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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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7/view-65586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