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花鸟画(《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画卷》余论)

孔六庆

    花鸟画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性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和平性，上古以来就体现在对天、地、人自然和谐的追求之中。中国文化认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两气，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关系的“和”，是“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于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于日月，而百化兴焉”，是乃“天地之和也。”（战国·佚名《乐记》）其间的人，则“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而“游行天地之间”（《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人能与天地相和，一要精神内守，在“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中臻于“淳德全道”（同前），故“人生好静”为“天之性也”（《乐记》）。二要“血气和平”，这是言人际关系，天地间万物的“小大相成，终始相生”的“天下安宁”，根本的是人能“血气和平”（战国·佚名《乐记》）。《吕氏春秋》也强调，只有“天下太平”才能“万物安宁”。

    人的“心”，能使天、地、人自然和谐。所谓“心必和平然后乐”（《吕氏春秋》）。“心”之养，耳目是关钮。这一点，春秋时《国语》指出：“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听和、视正，利于天下安宁。《左传》云：先王“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心平德和。”心平德和，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社会气象。然而“德”，是蕴涵于自然而让人认识的东西。如“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乐记》）。所以黄帝为“明帝德”，让乐工“听凤凰之音”、“效八风之音”、“效山林溪谷之音”，歌“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是人认识了“德”使之在天、地、人之间自然和谐的具体艺术表现。同时，上古人运用花卉鸟禽形象“采以为官称，圣人取以配象类”，“或以著为冠冕，或以画于车服”的“补于世”（宋·《宣和画谱》），再次体现了天、地、人自然和谐的具体艺术追求；也是人际社会“血气和平”的显示。对于艺术，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乐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艺术排在心性、思想、做人的道、德、仁之后，故所“游”之“艺”，孔子言及《诗》时说到两点，一是“思无邪”，其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即向社会负责。二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即向自然学习。

    以“德”为前提是中国艺术的特点。所明确的绘画目的，有着“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画品》）的责任感，起“正”人视觉并助德治天下的作用。这一点，对于以物类划分绘画题材有启示。具有“德”力量的自然万物可以分为人物、山水、动植物三大类。其作用各有不同特点，如人物画主劝戒，观画者能在画的面前警醒自己的做人；山水画主仁德意，因山有“育群物而不倦”之仁，水有“通润天地之间”之德而启悟人；花鸟画主安和理，动植物乃“粹于天地之间”的“五行之精”，“百卉众木”的“葩华秀茂”，能“粉饰大化，文明天下”而“观众目，协和气”（《宣和画谱》），对社会格外起安心和平的氛围作用。从天、地、人的总体思想到艺术的花鸟画，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和平性。

    关于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还有历史上的用武态度也是侧面的一种说明。如从春秋战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到秦代万里长城及兵马俑防御阵势的用兵和平原则，再从汉、唐时期的“四夷宾服”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到明代郑和下西洋壮举的“协和万邦”基本国策，都植根于和平思想。其对弱小民族与友邻，总持无私帮助的态度，例如十六世纪末日本侵占了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救，中国派兵把日本侵略者打回去恢复和平后，即把领土完璧归赵，不存丝毫非分之想。所谓“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一）乃和平性文化的再次生动表明。所以在中国历史中，即使用武方面给人印象不甚理想的曹操，内心深处也不乏“恩泽广及草木昆虫”（见第二编）的悲心。

    花鸟画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实在是和平性文化的土壤中自然而然长出的一棵参天大树。花卉鸟禽虫鱼等动植物形象的可爱祥和，人们情感通过花鸟形象转达的婉转含蓄，使人们喜闻乐见。从远古以来人们不断创造花鸟题材的艺术，到将近两千年来的花鸟画创作，虽物换星移、时代盛衰，但人们热爱花鸟画的心始终如一，即使至今仍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花鸟画的发展能这么经久不衰，归根到底是中国文化的和平性深入了人们的内心，而内心选择了花鸟画作为了象征。

    这种象征，特别体现人性。所谓“人性”，是指人类的共性，其中特别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内容；从而与“神性”、“兽性”、“非人性”、“反人性”等概念相对。由于中国文化特别在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点上强调“血气和平”的“德”，所以初衷的“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人类社会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大大超越人们单纯认识艺术时容易犯的某种狭隘性。这一点，使花鸟画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艺术表现的独立题材系统。于是历史留下这么一个现象：无论历史怎么发展，绘画观念与手法如何变化，都会不改花鸟画的初衷。原因就在于那人类社会性的初衷，一直能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恒古共鸣。这使花鸟画，具有了永远存在的意义。

    这样的花鸟画艺术形态，将来会如何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即：花鸟画史早就成熟的工笔、写意两大形态，会在个性画法的变化中继续长期表现下去。也就是说，花鸟画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具象性因素而发展，即使进入一定的抽象状态，仍是半具象半抽象状态的大写意花鸟画。道理很简单：花鸟画一旦丧失了具象性，就不再是花鸟画。完全抽象性的表现，可以称为抽象画，但与“花鸟画”已经脱钩，当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具象因素之后，以花、鸟形象命名的画种也就是零意义。花鸟画所具的该特性，对于为什么花鸟画在工笔、写意形态之后没有跨入抽象形态的问题，是一个答案。花鸟画在完全抽象门槛前的止步，并不说明中国花鸟画家缺乏抽象性，而是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和平性决定的使命感，使之不会走向极端的抽象表现，而只会中庸于具象的与抽象的表现之间。

花鸟画过去只在中国及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邻国发展。在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会让花鸟画继续发展吗？这问题，我的回答是相当肯定的。这肯定，有必须指出的三大内涵。

    第一，和平性相通于整个人类，花鸟画因此特具意义。因为即使产生过“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7页）言论的西方人，内心深处一样渴望着和平。例如“上帝说，天上传给牧羊人的福音不是财富，不是享乐，不是荣耀，不是长寿，不是力量，也不是美貌，而是和平”（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5页）；即使西方科学研究出了核武器，而科学家是反对战争的，曾敦促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争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宪章中更这样指出：“战争产生于人们心中，所以必须在心中构筑和平的堡垒”（引自《池田大作选集》117页）。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和平性特点越来越被世界关注，例如西方学者马休·梅尔可统计世界历史中共“51个和平社会”而中国占了其中的35个，他们看到了和平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主流。19世纪美国的约翰逊看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特性说，中国人不是好战的民族，对于相信自己的各种制度确立于天地的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和平确实是不可缺的。思想家罗素也说“中国人有不想统治别人的美德”，“假使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的话，那个国家就是中国。……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只要自由，不要统治。别的国家很可能强迫他们为自由而战。”（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台湾水牛出版社）这些看法，有助于世界认识和平性特质的花鸟画。事实上，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把国际和平奖金授予了中国花鸟画大家齐白石，已经是开端。从理论上来说，植根于和平性文化土壤中的中国花鸟画，特别能让人从心的深处共鸣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第二，花鸟画艺术美的状态，对于今日的人类特具意义。目前随着西方文化影响力的渗透，西方艺术的影响力在世界上占优势地位。确实，西方艺术在艺术的理念、创造力的发挥、艺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但是，由于过于强调艺术家的个性表现，经常出现一些冠以“艺术”之名的极端表现，有些甚至是反人性的，就不得不让人对西方艺术进行反省了。如自达达派杜尚用尿壶破坏世所公认的艺术以来，一系列的西方艺术表现从玷污人性美开始，往反人性的方面发展，如文艺复兴时期最体现人性美的作品《蒙娜丽莎》，被百次篡改成妓女、孕妇、变性人、长舌妇、时髦女郎、外星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妖魔化的野兽；身体的分泌物、排泄物、垃圾等让人作呕的东西，能以艺术的名义进入艺术殿堂；使用人的尸体进行雕刻、用死人的脂肪炼成人油输给死婴、把死婴放在盘子里吃给活人看、玩弄尸体以及虐杀动物，对活生生的人体进行施暴如割生殖器、割肉、火烙、电击、放血、倒悬、水浸、穿刺甚至自杀，迷乱于性的从各种形式的性变态到杂交同居、与驴结婚，制造人群混乱的朝人群开枪等等，作者的人性在沉沦，所出现的兽性、非人性、反人性表现，让人类社会遭受了恐怖。能不断让这些行为冠以艺术名义的，是西方观念的纵容。例如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以22300英镑购买用人屎做成的一听名为“艺术家之屎”的东西，该馆发言人说，制造“艺术家之屎”的“是地位十分重要的艺术家”，“他的这件作品对20世纪艺术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是一件开创性的作品。”（《美术》2002年第9期13页）我不知道这样的“开创性”是否应永远与屎同列，但清楚地知道，一种不善于从人类社会性整体思考艺术的文化，肯定是要被理性的、人性的文化在理顺中淘汰，我相信人类内心深处最服膺的，还是符合人性的文化。

    第三，中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的国力不断增强，花鸟画会因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影响而扩大影响。世界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强，哪个国家的文化就在世界上占影响地位。近代中国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炸开了国门，从此被侵略者烧杀掳掠了一个多世纪，中华民族在深重灾难之中受尽了贫穷和屈辱。那段时期中，西方文化在世界上起影响作用。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中国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综合国力在增强，繁荣昌盛的气象在向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扩大。罗素所说的“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一语正在成为现实。中国文化能影响世界，是全人类的福音，因为中国一定会将上古以来一贯的和平性思想积极作用于世界，人性的文化会被更发扬光大。当中国文化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时，深厚的和平性文化底蕴的花鸟画将会有怎样的前景，是可以想知的事情。

                                  作者  2004年8月30日于南京艺术学院